总导演于鹏谈纪录电影《山河为证》：光影铭刻抗战史诗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华民族长达14年的浴血抗争迎来曙光。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纪录电影《山河为证》于当年日本投降日在全国同步上映。影片宛如一座光影丰碑，通过全景式叙事将十四载抗战峥嵘岁月娓娓道来，以铁证如山的历史影像与深沉的家国情怀，诠释着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的时代命题。"血捍山河"版预告（01:34）中，"莫道山河缄默不语"的诗意开篇揭示：80年前，山河见证着抗战烽火蔓延神州；80年后，它们守护着民族记忆的永恒定格。影片以双线叙事构建抗战史诗：时间线从"九·一八事变"的警钟开始，贯穿至日本投降的胜利时刻；精神脉络则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的中流砥柱——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敌后战场以人民战争战略拖垮强敌，更以民主革命重塑根据地的新生面貌。

该影片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联合出品，总导演于鹏以严谨的史实考据和艺术创造力，打造了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制作水准的史诗级作品。影片不仅传承了中国电影的爱国主义传统，更通过宏大的国际视野重新构建抗战叙事框架，深入展现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战略关联。近日，于鹏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国家陆续推出多部重点抗战题材影片，其中《山河为证》以其独特的纪录片形式脱颖而出。作为一部纪录电影，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历史事实的绝对还原，区别于剧情片的演绎方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作为我国新闻纪录电影生产的专业机构，其历史可追溯至全面抗战爆发次年的延安电影团，承载着深厚的红色血脉与历史积淀。该厂在过往重大历史纪念节点上曾创作出多部经典作品，积累了丰富的抗战题材影视制作经验。

于鹏导演同时担任影片总导演与撰稿工作，这一创作任务的筹备周期长达三年。他于去年深秋正式接手项目，直至今年6月完成全部制作。影片采用线性叙事结构，完整展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局部抗战，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再到珍珠港事件后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正式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的历史进程。每个阶段都通过清晰的时间节点进行呈现。

影片制作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信息密度。作为一部院线纪录电影，需在有限时长内完整呈现十四年抗战历程，这在创作初期引发广泛讨论。在前期策划阶段，主创团队反复推敲叙事框架，既要保证历史纵深感，又要控制内容体量。最终影片确定为104分钟时长，其中正片部分100分钟，开篇即以约10分钟篇幅展现东北抗联的抗战史实。

2017年，教育部明确要求将中小学教材中的"八年抗战"表述调整为"十四年抗战"，以完整呈现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的全历史进程。作为这一政策实施后的首部系统展现抗战全貌的纪录电影，《山河为证》在呈现东北抗日联军题材时面临哪些挑战？电影开篇即选取寒冬时节的黑龙江小兴安岭作为场景，这种叙事选择有何深意？

于鹏指出，东北抗联的对日作战属于局部抗战范畴，尚未形成全民族抗战格局。在内容编排上，团队充分参考了历史专家的意见，特别强调抗联战士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的生存困境。资料显示，东北抗联从鼎盛时期的三万余人锐减至不足两千人，这种惨烈的牺牲过程需要通过影像真实还原。

据实地考察发现，抗联战士在初期仍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这种武器代差凸显了抗战的艰难程度。东北抗联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消灭大量敌军，更在精神层面成为抗战的象征——即便在日寇统治下，东北人民始终保持着不屈的抗争意志，这种精神火炬对全国抗战具有深远的激励作用。

电影开篇选择小兴安岭场景，源于其作为东北抗联重要活动区域的特殊地位。这片区域属于李兆麟、赵尚志领导的北满游击区核心地带，"白山黑水"的地理意象既指代长白山与黑龙江，也象征着抗联存续发展的典型环境。面对日军"拉网搜山"与"铁壁合围"的围剿，抗联战士自主创建的"密营"体系展现了独特的生存智慧。

在抗战历史研究中，于鹏认为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期。这一阶段随着国际局势演变，日本因国内压力企图速战速决，却反而陷入中国军民的持久战困局。日本对国共两党态度出现分化，其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曾在1939年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日军心腹大患"，并在1940年制定"肃正计划"时，将70%以上的兵力投入对中共根据地的"清乡"扫荡。

这一时期，日本虽在军事装备与单兵作战能力上占优，但其"强"有其局限性。而中国军民虽装备落后，却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战争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与"矛盾的转化"。这种辩证关系在相持阶段尤为显著，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既打又拉的策略，却对共产党军队怀有戒惧。

在百团大战取得胜利的背景下，澎湃新闻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已然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于鹏回应称，确实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的立场出现波动。即便不提及1940年建立的汪伪政权这一傀儡组织，重庆的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也曾与日本方面展开多轮秘密和谈。制作这部影片的初衷，正是希望通过电影呈现，澄清网络上流传的错误认知，向公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传递更加客观真实的历史画面。正如他所说："中国正是因为拥有无数这样的奋斗者，才不会畏惧漫长黑夜的来临。"

罗曼·卡尔曼在战斗现场的纪实摄影中，捕捉到了许多动人的瞬间。这些影像里最令人心动的，或许是一张女兵的微笑。那是一种纯真而坚定的少女羞涩，仿佛在战火硝烟中绽放出不屈的力量。于鹏认为，这张微笑照片极具冲击力，它可能出现在某场战斗前的检阅时刻，看似偶然的神情却暗含着中国军人抗日必胜的信念。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历史影像资料往往聚焦于战场全景与集体风貌，而像这样展现普通士兵个体情感的细节特写极为罕见。

在谈及"寻找王家川"的故事时，于鹏特别提及这段充满悲壮色彩的往事。兄弟接力参军的感人情节令人动容，旁白中那句"中国正是有了无数个'他们'，何惧长夜未央"道出了这段历史的深意。据《抗敌报》记载，晋察冀边区曾有17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最终1500人组建"平山团"。这个以籍贯命名的战斗单位，在1939年5月的上下细腰涧战役后，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兵。

这位风尘仆仆的青年要求顶替王家川的缺额，却在被问及姓名时说出"平山人，俺叫王家川"。这个看似荒诞的巧合，实则暗含着特殊的时代印记。经核查发现，青年实名王三子，是已牺牲的王家川弟弟。但王三子坚持使用兄长名字参军，他动情地说："不仅俺叫王家川，俺与敌人打仗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16岁的弟弟，他也叫王家川。俺村还有上百青年，他们都叫王家川，战死一个王家川，又站出一个王家川，王家川是牺牲不完的！"通过这个家族接力的感人故事，可见"王家川"已成为一个承载民族精神的符号。

在平山县这片革命热土上，无数普通百姓用生命诠释了抗战精神。关于那些未能收入影片的故事，于鹏坦言有太多令人难忘的细节。例如，当地曾有200多位老兵接受摄影师李君放的专访，而其中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兵却坚持要求前往村口墓地拍摄。闫庄烈士陵园内安葬着223名抗战英烈，这位老兵在晚年仍希望与战友们留下一张合照，因为当年一同参军的同龄人几乎都已牺牲，这份情感冲击与心灵创伤伴随其一生。

《山河为证》在影像呈现上采用了创新技术手段。影片通过CG动画与老胶片修复技术，将历史场景还原得更加鲜活。以黑白照片为基础，创作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合理重构，将静态画面转化为动态历史场景。例如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战前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因现存影像资料稀缺，团队通过收集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日记，结合多方佐证，运用动画技术还原了当时的环境细节，包括天气状况与战场氛围，力求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那段烽火岁月。

关于我党我军的历史影像资料，在抗战时期较为稀缺，尤其是在延安以外的地区，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相关记录更是寥寥无寥无几。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是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组织机构，由袁牧之、吴印咸等人于1938年秋在延安成立，这成为中央新影的前身，开启了对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然而受限于当时艰苦简陋的条件，抗战初期的影像资料保存并不充分。

值得一提的是，罗曼·卡尔曼等国际友人曾携带摄影设备来华拍摄。如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他不仅记录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重要历史场景，更曾计划前往延安进行拍摄，却遭到了国民党的阻挠。他最终通过秘密渠道将一台35mm摄影机和2000英尺胶片送给延安电影团，为抗战影像记录作出了特殊贡献。

电影中展现的另一段历史细节令人印象深刻：1937年底，美国军官埃尔斯·卡尔逊在西安偶遇苏联飞行员群体。这段相遇恰逢苏德战争尚未爆发、太平洋战争也尚未开启的时期，却见证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期互动。当时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支持者，自1937年10月起，上千名苏军飞行员先后来华参战，卡尔逊见到的正是其中一部分。他作为美国政府代表，计划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建立联系，随后前往山西调研八路军抗战情况。

这段历史巧合具有特殊意义：当苏德战争在1941年6月爆发、太平洋战争在同年12月因珍珠港事件爆发时，1937年底的西安相遇已是两国军事人员在中国战场上的首次深度接触。作为首批接触中国抗战的外国军人，他们通过实地观察形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认知。卡尔逊回国后积极向美国公众传达抗战真相，特别将我军视为抵抗日军的典范，并告诫美国民众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威胁。朱德曾评价他是'一个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而崔可夫将军在回忆录中提及的'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的表述，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呼应。

1938年1月，聂荣臻陪同美国记者卡尔逊访问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司令部。据相关资料显示，卡尔逊在山西八路军总部期间，曾与朱德、彭雪枫、任弼时、聂荣臻等领导人深入交流，系统学习我军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体系。此后在晋察冀抗战前线，他亲历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将领指挥的实战场景，深刻体会到依托根据地复杂地形与群众基础的"攻势防御"作战模式，即通过伏击、突袭、交通线破坏等手段持续消耗敌军，待时机成熟时发起反攻。

作为西方职业军人，卡尔逊此前对这类战术知之甚少。他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经历，显示出对中共军事理念的深入研究与高度认同。有观点认为，卡尔逊在抗战初期曾因反对美西方对日的绥靖政策，遭到国内一些势力的非议，甚至被贴上"赤化"标签，因而一度退出海军陆战队。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才重新入伍并组建突击营。

1942年，卡尔逊率领的突击营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实施对马金环礁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日占区域突袭，其战术思路与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华期间不仅学习军事战术，更敏锐观察到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深刻理解"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军事哲学。这种理念后来被融入其创建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体系中，形成独特的作战模式。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标志着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澎湃新闻通过卡尔逊的观察视角揭示，抗战不仅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更是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进步的重要历史节点。于鹏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胜利具有双重意义：既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更将民族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愿景注入人民心中，实现了从民族解放到人民解放的历史跨越。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多维作用，既是渗透敌后的战略支点，更是探索理想中国模式的实践基地。在制度建设方面创新性地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经济领域发动大生产运动，以南泥湾垦荒实现自给自足；文化战线依托鲁艺推动抗战文艺创作，形成了全方位的革新气象。抗战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进行著名对话。在回应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民主是新的出路”的论断，强调通过人民监督政府、全民参与治理，才能防止政权衰败，这成为中共治国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

于鹏导演在配音间与陈建斌共同参与配音工作。1938年卡尔逊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影像资料（中央档案馆提供）显示，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谈及电影配乐，澎湃新闻特别关注旁白解说的熟悉感，观影者不自觉联想到陈建斌的声音。于鹏表示，团队最初便构思由影视演员担任配音工作，因其接受过专业台词训练，能精准传递角色特质，这与普通纪录片的配音方式存在显著差异。陈建斌的解说充满情感张力，其声音表演赋予历史叙述鲜活的生命力，这种艺术感染力对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沉浸式体验至关重要。值得提及的是，陈建斌虽日程繁忙，始终全力配合创作需求，即便是后续需要调整文案，也毫无保留地参与修改。在音乐创作方面，团队邀请了中国音协理事、一级作曲王备老师，其融合中西元素的曲风赋予影片更开阔的听觉空间，通过交响组曲形式构建出恢弘的史诗氛围。